今年的5月16日，是第十一个“世界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日”。
直到今天，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依然是人类疾病库里最不常被提及的名称之一。它的发病率不高，大约为五万分之一，是中国首批种罕见病之一。它的症状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字——水肿，这种水肿可以发生于身体任何一个部位，发生在体表是肉眼可见的肿胀，发生在胃肠道会引起剧烈腹痛，发生在喉头则可能引发窒息死亡，是一种具有潜在致命性的罕见疾病。
目前，HAE的标准治疗方案分为水肿急性发作后的应急治疗和长期的预防治疗两种，对应不同的药物选择。在欧美国家，由于药物上市较早，大部分HAE患者通过接受标准治疗，生活质量有了大幅提升。而在国内，多数HAE患者仍然使用弱雄激素或抗纤维蛋白溶解剂来控制病情，效果有限，副作用大。同时一旦水肿急性发作，患者又很难得到有效且及时的治疗，面临巨大的痛苦甚至是生命的威胁。
年以来，用于HAE预防治疗的拉那利尤单抗注射液和用于HAE急性发作治疗的醋酸艾替班特注射液先后在国内上市。其中，醋酸艾替班特注射液还在去年被纳入了国家医保目录，进一步提高了药物的可及性，国内HAE患者的生存状态有望得到根本改变。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访谈到了两位HAE的中外患者代表，她们年龄相仿，又都是各自国家HAE患者组织的创立人。但因为身处的环境不同，她们也有着完全不同的疾病经历和人生故事。
在他们的故事里，我们无疑看到了相同的希望：尽管曾经被病痛折磨，但只要积极地、规范地坚持治疗，这些患者也可以达到水肿“零发作”的目标，改善生活质量，享受美好生活。
买得到，也要用得起
对于年过半百的大学教师章南来说，HAE伴随了她40年的时间，但真正被确诊这个病，却用了30年。
和所有的罕见病一样，被误诊是绝大多数HAE患者的“宿命”。
根据权威数据统计，全球HAE患者的平均确诊时间约为10年，有38%的患者曾被误诊为过敏，17%的患者被误诊为阑尾炎。中国的情况更糟，预计只有不到5%的HAE患者被确诊，平均确诊时间超过12年。更不幸的是，其中有58.9％的HAE患者发生过喉头水肿，其致死率高达11%~40%，是HAE患者的主要死因之一。
在章南的记忆里，她的第一次发病是在18岁时，在开往大学的绿皮火车上。最开始是额头鼓起了一整个大包，紧接着眼睛、鼻子、嘴巴也跟着肿胀了起来，下车的时候，她的眼睛已经眯成了一条缝，几乎看不见东西。医院，医生诊断为过敏，开了一些药，但都不怎么见效。直到三天后，面部的肿胀才慢慢退散。
从那以后，怪病就找上了章南，肿胀的部位也从面部蔓延到了手臂和腹部。但因为每次发病位置不同，医生给出的都是不一样的诊断，被误诊的30年里，她先后被诊断为盆腔炎、肠胃炎、胰腺炎、阑尾炎、结核性腹膜炎等等。更折磨她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腹痛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原本一年发作两三次，到后来变成了一个月两三次。“每次发作的时候，人就会痛得满床打滚，就像是到地狱里走了一遍，这种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年，为了彻查病因，41岁的医院住了半个月，可依旧一无所获。她把那种感觉形容为“绝望和孤独”，“就是你知道肚子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在作怪，但就是找不出来，只能任由它不断地折磨你。”
年，转机出现。一位远在美国的亲戚给章南转了一篇丹麦教授的论文，里面提到的病症和章南一模一样，这种病被称为“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遗传病，文中还提到，“医院可以诊断”。
事实上，现代医学已经能够清晰地解释这种“罕见怪病”的成因。人体的血清中有一种被称为C1酯酶抑制物的蛋白质，在调整体内缓激肽的生成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可以抑制缓激肽过度生成。当特定的基因突变导致C1酯酶抑制物浓度不足或功能障碍时，一旦出现刺激或诱因，血浆中缓激肽不受控制的增多，引起血管通透性增加，最终导致皮肤和粘膜水肿。
看到希望的章南医院，找到了国内的权威专家支玉香教授，不到3天，她就被确诊为HAE。但支教授告诉她，目前这种病还不能治愈，只能通过弱雄性激素短暂控制。最初，章南并不愿意用药，担心会有副作用。后来，她听说有很多病友因为不按时服药，导致喉头水肿窒息身亡，在死亡的威胁下，她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年，在支教授的支持下，章南和几位病友一起创立了中国大陆的HAE关爱中心，并加入了国际联盟（HAEi）组织。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一是科普宣传，让更多医生和患者能知道这种病的存在。二是为药物的引入努力。“我们当时出国做了很多交流，一个最大的鼓舞就是，国外已经有几个特效药获批，在一些欧美国家，90%以上的患者都用上了新药。所以我们就想尽快推动这类药物在国内获批上市。”
让章南没有想到的，仅仅3年之后，在国家相关部门的力推下，HAE的预防用药和急性治疗药物先后在中国上市，后者还顺利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这对于我们HAE患者来说，就像是黑暗里的一道光。”在积极规范使用这两种药物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HAE患者可以恢复正常生活。她表示，根据HAE的国际诊疗指南，每个患者身边必须常备两支急性治疗药物，这本身就对药物的可及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上市解决的是‘能买到药’的问题，医保才是解决最核心的‘买得起药’的问题。”
章南
“上市解决的是‘能买到药’的问题，医保才是解决最核心的‘买得起药’的问题。”
“患者最想的是控制病情，过上正常生活，而不是时常在担心发病的恐惧中，虽然现在国外的预防药已在中国上市，但是，一年一百多万的高额药费，极少能有人用得起。”此外，尽管国家层面已经把急救药纳入了医保，但落实到各个省市，医院，进药店，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作为中国HAE患者组织的负责人，章南还在为急救药奔走呼喊。“同时，我们HAE患者也呼吁国家医保、社会各阶层想办法帮助我们罕见病群体能够用上预防药物，融入正常人的生活、工作，生活质量得到真正提高。”
这些年，她总是会记起那个17岁的农村男孩，因为喉头水肿，气管被切开，变成了植物人，硬撑了一个多月后还是走了。“我就想啊，当时如果有药，扎一针下去就好了，不至于那么年轻的生命就没了，所以这个事情太迫切了。”
忘了自己是个病人
55岁的澳大利亚HAE协会首席执行官Fiona同样是一名HAE的“资深患者”，她的病史比章南还要更长一些。
Fiona第一次发病是在7岁时，表现在手臂的肿胀。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每次肿胀大约持续10天，期间她的手臂无法自由地上下活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胖胖的提线木偶。和章南一样，Fiona的发病频次也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到33岁确诊那一年，她大概每7到10天就会发作一次。
比章南更不幸的是，Fiona还经历过一次喉头水肿的危机。那是在她30岁的时候，当时她刚从睡梦中醒来，突然觉得脖子变粗，嗓子发紧。她坐起身来，发现头已经不能转动，嘴巴无法呼吸，很快口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固定的坐姿，等待症状缓解。幸运的是，她的鼻子始终保有呼吸的能力。
确诊后，她才意识到那次发作有多危险，这也是她希望创立患者组织的原因。在35岁那年，Fiona受邀参加了一次HAE相关的会议。在那个会议上，她和几个病友决定发起成立一个澳大利亚的HAE患者组织，来争取更多的药品政策和资金支持。因为他们得知，有新药正在进入澳大利亚，但价格高昂。
通过这个组织的努力，澳大利亚HAE患者的用药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他们从传统的雄性激素药物中挣脱出来，用上了足够便宜的急性发作治疗药物，并且覆盖了静脉注射和皮下注射。现在，他们又成功地让拉那利尤单抗能够为澳大利亚的患者所用。
“显然，当你无法获得预防性药物时，你总是担心下一次什么时候发作，会有多严重，会出现在身体的哪个部位，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但现在，有了预防性药物，我不需要坐等它的攻击，我也不需要担心副作用，我甚至已经忘了自己是一个病人。”Fiona表示。
Fiona
“有了预防性药物，我不需要坐等它的攻击，我也不需要担心副作用，我甚至已经忘了自己是一个病人。”
新药的使用让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接受采访的前一个月里，她陆续去了德国、丹麦和中东地区，下周她又将飞往印度，她的生医院的方位。或者说，她不再受到HAE的控制，反过来她正在控制HAE。“就好像你重生了，你拥有了一个向你完全敞开的世界。”
年，Fiona被正式任命为HAEi亚太地区患者支持负责人，致力于推动HAE在亚太地区的科普宣传、药物引进和患者沟通工作。显然，中国的HAE患者是她最为